自2001年正式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经历多次扩员，至今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在上合组织成立24年后的今天，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尤其是上合组织多数成员国所在的欧亚地区，甚至包括部分成员国，或饱受地区性冲突的严重影响，或深陷特定的地缘政治冲突。上合组织规模快速发展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者的叠加意味着这个年轻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正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关键时期。如何应对国际体系重大变革引发的风险挑战，保障上合组织健康稳步发展并成为全球稳定的中坚力量，正引起政学两界的思考与讨论。202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时提出，“中方建议将2025年确定为‘上海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年’，聚焦发展动能推陈出新”。2025年是中国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年，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建议和促进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将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立足当前环境，考虑长远目标，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在政策层面促进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坚持“上海精神” 不断提升凝聚力
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多年来，无数次打破西方国家的诅咒，成员国队伍由六个扩大到十个，合作方向由政治、安全拓展至经贸、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成为人口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上合大家庭”。坚持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历经世界和地区一次次重大突发事件冲击而不涣散、历久弥新的根本。这简明扼要的二十个字不仅体现了古老东方哲学“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而且也是对当代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现实的基本认知态度。正是在这种肯定文明多样性的世界观引导下，把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家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体量、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凝聚到一起，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应对共同的安全风险、探索互利的发展模式。也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平等、开放、共享的基本原则，上合组织在以发展事实与合作成果批判西方将差异性视为冲突根源的陈腐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推进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在上合组织区域和范围内的实践不断深入。2025年1月开始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的叶尔梅克巴耶夫也表示，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国际社会对上合组织的兴趣持续提升，上合组织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
创新合作机制 推动模式多元化
随着上合组织成员国队伍的持续扩大，带入该组织的差异性也越来越突出。原本对地区合作方向与协作方式就存在不同定位和不同需求的成员国队伍，在“上合大家庭”快速扩大的背景下差异性就更加凸显。在国际体系发生重大调整的今天，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原有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都在发生重组。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一大特点和难点，是各成员国处在世界经济分工的不同地位。在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成员国利益取向上的差异被放大。而上合组织又是将平等原则放在首位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成员国不论大小在该组织内一律平等。《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利益一致的领域逐步采取联合行动”“本组织各机构的决议以不举行投票的协商方式通过，如在协商过程中无任一成员国反对（协商一致），决议被视为通过”。这些基本条款在充分体现了该组织成员国间新型关系的同时，却与提高务实领域合作效率产生了矛盾。为了突破这一多边合作的瓶颈，上合组织秘书处及各成员国在尽力探索创新之路，力求取得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继续坚持成员国政治平等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安全、经济、人文领域中的实际合作成果，扩大该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上合组织+”以及“中国—上合组织+”的合作模式被广泛采用，并得到普遍认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提出，“中方将在上海政法学院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此后，中方又推出了山东青岛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2018年）、陕西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2020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2023年）、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2020年）等务实合作平台。这些平台以“先行先试、重点推动”为原则，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技术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分享，开创了在恪守平等协商原则前提下务实合作的新模式。这是我国新时期外交推动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政策创新，用灵活、务实的方式给成员国合作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为该组织的长远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其实，在《上合组织宪章》中已有明确规定：“如某个成员国或几个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感兴趣的某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不感兴趣，他们不参与并不妨碍有关成员国实施这些合作项目，同时也不妨碍上述国家在将来加入到这些项目中来。”上合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成员国需求的变化，坚持创新理念是上合组织永葆可持续发展生命力之所在。
对接“全球南方” 融合新兴经济体
当今世界，“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尽管对“全球南方”的理解还有着地理方位区域划分、处于世界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地缘政治格局中身份定位等定义上的争论，但对这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强大新兴力量须刮目相看应是基本一致的。上合组织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成员国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对参与全球治理和保持稳定的区域经济环境均有着共同要求。如果将金砖国家视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话，那么上合组织完全可以担当起“全球南方”的生力军。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包括一些金砖国家组织成员。如果使用包括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上合大家庭”概念的话，其覆盖面则囊括了金砖国家成员国的70%。有俄罗斯学者从金砖国家喀山峰会释放出的信息得出结论：未来这种重合度还会继续增加，因为，“‘全球南方’国家加入上合组织，能表明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将这一平台视为安全领域的优先事项。今天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作为对话伙伴国加入了上合组织，从而使这一非西方的地区性安排获得了信任”。也有学者在分析了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未来路径后认为，“上合组织将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上合组织走向成熟和壮大的历程，“给‘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怎样通过区域合作共同走向现代化而不同于西方版本的经验和榜样”。毋庸置疑，这是上合组织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最现实的贡献，也是它以更适宜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最佳途径。（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刘维靖
